王九川/文

电话里传来不好的消息，我的一个客户、某大型国有企业的账上，刚被执行法官划走三百多万元。今年是执行年，多少理由也挡不住，何况这里还有农民工。

        官司在前年开打，诉讼主体包括国有企业、民营企业、官办大学、民办大学等，有六、七家，原告、被告和第三人几种诉讼角色俱全，因为其中两家企业音信皆无， 法院只好公告送达，这期间一被告的老板又涉入刑事案件。诉讼中各被告还先后提出管辖异议、工程款鉴定和证据调取的申请，有的被告还提起反诉。这么多程序问 题，对那些参与该案的实习生来说，算是一个难得的全面领会民事诉讼法的机会。

        但有些事情却是教材里看不到的，比如诉讼中的农民工问题。这些农民工虽然在程序里没有地位，但参与热情远远超过其他人，他们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案件的进程和结果。

        他们的雇佣者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某民营公司A，原来这家公司为某民办大学B租赁的校舍进行装修，校舍的产权属于我提供服务的这家国有企业C公司。装修后， 民办大学B未能获得相应的办学资质，一身麻烦，工程款分文未付，只给A公司留下一纸《付款协议》。不久，C公司将校舍租给另一家民营企业D，用于联合办 学，因为对方付不起房租，很快解除协议。一年后，经国资委批复，C公司将校舍无偿划转给某官办大学E，这所大学随后对该校舍再次进行装修。

        这里主要有三个民事法律关系：A和B基于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形成的工程承包合同关系，后在履行合同中因为《付款协议》形成债权债务，B对A有支付工程款 的义务；C和D基于《租赁协议书》形成的租赁合同关系，该关系因租赁协议的解除而消灭；C和E基于《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协议书》形成的财产转让合同关系。从 合同关系分析，C没有向A支付工程款的义务，就装修成果的占有来看，那也该由最终的受益人E给予A适当的补偿。可事实上C公司输了。

        案件背后有问题。我们几位被告律师在研究原告证据时发现，A公司的主要证据《付款协议》约定的只是“预计”支付数额，工程结算的原始材料也很少，不能证明 其提出的造价，所以原告的主张证据不足，而且工程款的数额也明显不合理，二十五天的简单装修，居然有三百多万元。另据了解，那位号称“杰出民办教育家”的 老板，即B大学的实际控制人，和A公司老板之间可能有“猫溺”，这位要将B大学的部分钱款（来自学生预交学费和银行贷款）通过A公司转走，借以躲避债务，如果行不通，A公司可以咬住C这家大型国有企业，通过诉讼把C公司的钱拿到手，然后悄悄分赃。真是聪明的算盘。

        这说法可信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件，原来B大学将该校舍同时交给三家民营公司装修，A公司只是其中一家，基本事实经过极其相似，也是同样性质的合同关 系，另外两家工程造价分别是六百多万元和一千多万元，工期各为十八天和三十天。经过E大学自己委托鉴定，三项工程实际总造价不会超过四百万元，可是三份施 工合同履行后约定的付款金额计有两千多万元。很明显，这是那位办学老板和三家施工企业串通好的，超出的一千六百万元部分是非法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 办学不成，欠债不还，学生家长、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不干了，这位“杰出民办教育家”四面楚歌，他控制的公司先后身陷一百零几起民事诉讼，债务高达1.2亿 元。三家施工单位便开始找政府，这时老板最需要农民工兄弟，而农民工也早急红了眼，最终和老板团结一致，到当地市政府和省政府上访。当地官员立即展开维稳 工作，安抚协调，同时紧急向北京有关政府部门发函，称B大学‘难以履行还款义务“，“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，并有群体进京上访苗头”。最终，农民工 们还是来到首都，惊动国务院。高层领导批示，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找几家企业协商解决，办学老板也被送进看守所，最终因犯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、职务侵占罪获 刑。

        C公司和E大学，不愿在压力下钻进民企老板的圈套，再说哪能轻易把国有资产交出去，责任谁敢担当？面对这两个有背景的大单位，行政机关也无奈，只好听由各方打到法院。

        A公司和另外两家施工单位先后起诉，将B大学、C公司、E大学全部列为被告，后来C和E又申请将D及其关联公司F、G追加为第三人（后被裁定追加为被告）。其中C是最最有钱的，两千多万元的国有资产面临流失风险，公司老总很烦。

        三个原告企业，成功地将农民工兄弟的愤怒转移到这最有钱的国有企业身上，我发现他们对那所官办大学并不感兴趣，火力都集中到实力雄厚的C公司。去年冬 天，A公司的案件二审开庭时，有二十几个农民工坐在法庭静静旁听，没见任何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。庭后，我们七、八个代理人走出法院大门，农民工们立刻围 上，指骂C公司的代表，要他表态，这位老兄一面应付，一面往前挪步，一位妇女扯住他，其他人也贴上身，气氛紧张。我一面劝解，一面打110报警，接电话的 警察很有经验，一听说被农民工围住，便问是不是欠工资的事。待警察赶到，我们这边也早散开了。农民工兄弟并不想对单位代表动手，这不过是在发出个信号：你 C公司不许让自己赢官司，将来还要把钱顺利交给我们，否则没完……听说一审开庭时，那场面比这还要大，几十位农民工围攻那位老兄，逼得他抄起一根棍子，背 靠法院门口的卫兵，准备自卫。

        这后面当有高人指点，在标的一千多万元那个案件的《起诉状》中，我就看到这样的结尾：“使原告能尽快发放农民工工资，以免酿成新的社会问题。”法官读到这 里，难免后背冒凉气，因为法院也有维护稳定的责任，农民工兄弟本来就苦，有点过激行动，法官不仅要理解，还需帮忙。于是我们输了。两个案件的两审和另一个 案件的一审（二审未结）都被裁决：由B大学支付工程款，由C公司、E大学对此承担连带责任，理由是：E大学无偿占有装修成果，应给予补偿，C公司对无偿划 转有过错，应承担连带责任。因为原告不同意做工程款鉴定，所以对被告的鉴定申请法院没有受理。另外，三原告主张的几百万元其他损失被驳回。

        据了解，法官自己对C公司法律责任的承担也不认可，但没有办法。在标的六百多万元那个案件的判决中，一审法官不慎露出真实的理由：“本院认为，农民工的合 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，农民工的工资应优先得到清偿。本案中，……B大学应依协议的约定给付工程款项。”案由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，争议的是工程款而非农民工 工资，农民工也不是诉讼主体，农民工和所在施工企业之间的劳动报酬纠纷是另一个问题，并不是该案的审理范围，施工企业是否清偿农民工工资与其是否该得到工 程款是两回事，从法律责任上讲，C公司和E大学没有给付农民工工资的义务，农民工工资的优先清偿不该成为本案工程款支付责任认定的理由。在其他相关裁决文 书里，再没有见到这样的认定理由。只是审理法官与执行法官都口头表示，遇到涉及农民工的案子，相当慎重。

        三个案子三出戏，一个本子，除原告外，角色都是这几家，幕后的编剧和导演就是那位“杰出民办教育家”，除B大学、C公司和E大学外的另几名被告单位，实际 控制人也是他，但这些被告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他的刑期只有一年零十个月，早就自由了，也许正在手持获胜判决和那几家施工企业老板讨价还价。这狡诈的家伙 早就说过：“即使有钱，也不偿还债务”，“用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”。C公司的国有资产，就这样一笔一笔地流过去。

        和C公司的总法律顾问沟通，他叹着气说：“钱划走就划吧，农民工要吃饭，社会要稳定，可我们国企的利益无故受损怎么办？这也是国家的钱，不重要吗？”和那 被围攻的同事一样，他并不记恨农民工，只是无奈。这三个案件，两个二审结束不久，又进入再审，但愿能够改判，把那假借农民工之手偷走的国有财产要回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国有企业是国家的，也是大家的，但割掉一块肉，“大家”里的每个人又感觉不到切肤之痛，何况在不少人看来，国企早就割了大家的肉，只是看不见刀子而已。所以，很多人做生意、打官司都要拽上国有企业，反正国企不会跑、不会躲。

        那几位老板深悟此道，而那位边捐款、边忽悠钱的办学老板，对国企、银行和学生家长更是通通不肯放过。但是，如果他能顺利贷到所需资金，也许不会那么疯狂地 敛钱、逃债；如果能获批成立新的民办大学，也许不会和那些半死不活的民办学校合作；如果北大、清华少一点贪心，拒绝合作办班，也许他不会轻易掘到第一桶 金；如果那些行政部门严格审批，他的学校也许不会在短时间内超常扩张……也许这些假设纯属多余，可能这位天生就不爱守规矩，多好的社会里他都要施展规避法 律的技巧。

        已经被几位依法拿走的国企财产，如果有一小半流到那些农民工的口袋里，也算是好事，但这是不可能的。农民工为活命钱奔忙、哭喊，那些官员和法官没有从根本 上解决问题的能量，但在小事上还是能有所作为，反正由国企兜底，暂时稳定了就好，为政府、社会分忧也是国企的责任，大家都能接受。